70年,我那等不到的恋人 – 南方日报(爱游戏)

70年,我那等不到的恋人 – 南方日报(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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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朱锦翔,生于1933年,今年87岁。1951年夏秋之交,我随部队空二师北上,参加抗美援朝。

提起这场战争,想起牺牲在战场的他,总是难免动情。

当时,我的未婚夫是空二师六团三大队的副大队长鹿鸣坤,我从小就喜欢英雄,到部队以后,我就把飞行员当成英雄。后来,我们经战友介绍认识、见面,很快相恋。

我和他曾经约定,他争取当英雄,我争取入党。等到战争结束,我们要一块儿去他家看他妈妈。

1951年冬天,他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鹿鸣坤和朱锦翔

参军

1933年,我出生于浙江台州。我们家一共有四个小孩,老二老三两个男孩早早去世了,我是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

父亲总希望我温柔优雅些,将来能够读大学有出息。但我从小就像个野小子,性格活跃。不记得小学还是初中,有天放学回到家里,发现我父亲有辆自行车,我就把它从床底下拿出来,偷偷在家学着骑。

为了让我多受熏陶,父亲特意给我转学,让我和在上高中的大姐一块学习。大姐比我大很多,作为长女,她从小就比较沉稳,从来不让家人操心。慢慢在她影响下,我也文静了很多。

大姐很早就参加革命了,1949年以后,有一次她回老家探亲时,说自己想去上海报考华东革大。父亲没有阻拦,只是担忧,家乡到上海只有一条海路,那时只有机帆船不定时航行,路上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

从小做着英雄梦的我,听到大姐的打算,一时也激动起来。我从小就崇拜英雄,也想去当英雄,回到房间后,我就和大姐说了自己的想法。大姐也劝不住我,但母亲和奶奶坚决反对,哭哭啼啼,觉得我年龄太小就离家。

后来,父亲找到了爷爷。爷爷同意了,让我跟着大姐一块去。爷爷说,我们已经生活在新中国,不管大人小孩,只要自己有主见,就允许个人选择。

离开家的那天,家人都只送我们到大门口。到码头后,发现周围都是出来参军的人,我跟着一身黄土布军装的大姐,坐着机帆船,在大海里漂了两三天,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

一开始,我们就住在已经定居上海的姑妈家。我就想当兵,每天看报纸,找招生和招兵的消息,那时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坦克、通讯等都有在招,但我通通没报。

有一天,看到华东航空处文工团在招兵,我立马来了兴趣。虽然我不会跳舞,又不会唱歌,但看到“空军”两个字,就是想去,好像一到空军,就和飞机打交道一样。

去报名时发现,报考的人特别多,小的好像十岁刚过,小学都可能还没毕业。通过报名后,就是笔试,笔试合格再面试。不过我准备很充分,发挥得也不错。

1949年12月13日早上,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华东航空处录取名单里自己的名字,一共录取了一百人。特别开心,一遍遍看那个报纸上刊登的小小名字。就这样,我如愿进入了华东航空处文工团。

朱锦翔被华东航空处文工团录取报纸复印件

初遇

这个文工团其实也是培养各种干部,先集中训练三个月,然后再不断调整分流到其他单位。

在那三个月里,除了军事训练,主要就是学习部队的政治条例和理论,让我们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我们还时不时排练些节目,偶尔下到附近的空军机关单位进行一些演出,反响还算过得去。等到集训结束,文工团里几位年龄稍大的战友都陆续被调走了,同寝室的战友也被调走了。

大概又过了两三个月,团里接到上级命令,需要几名男女团员调到战斗部队工作。团领导知道我一直想去战斗部队,等到正式命令下来,我就打上背包,到了上海空二师部队。

我的新岗位是通讯队的财务股见习会计,办公室离机场跑道虽然有两三里远,但还是可以清楚听到时大时小的轰鸣声。我一点都不觉得吵闹,反而很高兴,因为这是神圣又豪迈的事业。每次离开办公室到外面,看着蓝天上的战机呼啸而过,都觉得很惊喜。

那时候部队的女同志少,总是会比较受关照些。到部队很快就一年过去,办公室的大姐看我也到十七八岁该找对象了,开始帮我张罗起来。

1951年年初,经战友介绍,我和鹿鸣坤相识。那时我18岁,他22岁。

鹿鸣坤是空二师六团三大队的副大队长,山东人。抗战时,他们那里家家户户都自告奋勇去当兵上前线,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为了打日本人,十三岁时,他的妈妈把他送到了部队。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觉得鹿鸣坤是我理想中的对象,外表淳朴、魁梧大方,看起来人很正派。不过,自那过后,他就再也没了消息,我心里也很忐忑,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又不敢表现出来。

一开始特别难熬,后来索性就想把这事忘了,自己找事做做打发时间。差不多过了两三个月,当时的介绍人和我说,鹿鸣坤想再见我。

当时,我还有点赌气地冲介绍人说:“他想见面就见面啊?好像就他忙,别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但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后来我才知道,飞行员谈对象,最重要的就是政审。第一次见面后,鹿鸣坤就认定我是他的爱人,回单位后立马和组织报告了,没想到政审这么久,他在那头也急得不得了。

再后来,我们基本上一个礼拜见一面,不过,当时空军刚组建不久,条件有限,飞行员在航校只飞过几十个小时就分配到了作战部队,飞行训练任务依然很重。

我们每次见面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小时,即便见面,我们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没有机会拥抱,只是握过手。家人送过我一块手表,他想要看我的手表,都不敢碰我的手。他之前和日本兵拼杀,肚子上留了个洞,我也从来没有摸过,没有看过。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战争

那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

我们空二师很多战友都是来自东北部队,知道朝鲜战争开始了,大家热血沸腾,强烈要求去参战,大家喊的口号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鹿鸣坤牺牲前照片

我和鹿鸣坤见面谈得最多的,也是到朝鲜前线的事。我们谈得来,每一次见面聊天,也都是雄心勃勃的。

有一次见面,他说了一句话,把我急哭了。他说:“这一次去参加抗美援朝,也许当英雄回来,也许就牺牲了。”

听到他说“牺牲”这两个字,我一下就哭开了,我说:“怎么可能会死呢?”虽然我是发自内心地想上前线,但就是没有办法把战争和“死”联系起来。

他毕竟比我大4岁,笑话我说:“你看你还是个孩子,我在陆军和日本人面对面拼刺刀都没有死,现在还有飞机这个大家伙保护着我,还有你这个‘保护神’,你送给我的那张小照片一直在我的图囊里装着呢。”他的话一下把我说笑了。

这个事过后,我们再也不谈牺牲的话题。不仅是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提过,后来在信上他也从来没有提过。哪怕再艰难的情况下,战友不断牺牲时,他都没提过。

为了动员参战,部队举行了誓师大会。各单位互相拉歌,全场歌声不断,周围全贴上了标语,激励斗志。很多战友都站上台发言,最感人的是几个东北的战友,大家都纷纷表态,不把美帝从朝鲜战场赶出去,誓不罢休。

我也上台说了自己上前线的决心,那时候女同志本来就少,一般是不建议去参战的。但是我就要去,我觉得多一些经历好。

离上前线的日子越来越近,部队到处都处于紧张忙乱中。鹿鸣坤和我说,他们的训练任务也越来越重,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了。我也告诉了他,自己申请参战的消息。我不害怕自己去前线,但我也知道,上了一线,就意味着我们要长时间分别了,心里很舍不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他知道机群马上要大转移,我们可能不会在上海见面了,来找了我。

我们俩坐在球场一处高地上,也没靠太近,留有一点距离。那时候我也没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分开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好好干,他争取当英雄,我争取入党。他还说了一句话:“咱们以后就多通信,多写信。”

那时候我是个小团员,总觉得自己入党条件远远不够,没想过入党的事。听他这样一说,信心大增。

参战

很快,我们都到了东北。

虽然是一个单位,但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我的驻地在凤城鸭绿江边。部队以部门为单位分住各处,无论是学校、寺庙,或是机关单位,只要能腾出的房子,先全给安排上。

我们的宿舍和工作的地方就在一个两层楼的房子里,床板一字排开,住大通铺。男同志从东往西,女同志从西往东,中间用一张床位隔开。床对面空着的地方,就当办公用。在前方,能睡在有屋顶遮挡的房子,条件已经很好了。

等一切安排好,我心里也开始惦记鹿鸣坤。我在单位当会计,又是出纳,还兼着采购。有次,借着出去采购,到了机关打听他们的情况。一到那里,有个战友就和我说有我的信,那是鹿鸣坤到前线给我写的第一封信。

在信里,他说他们在大孤山野战机场,任务紧张,还说他们马上要发跳伞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准备送给我。信里附上了两张照片,是他和战友几人刚到大孤山时的合影。

那段时间,我们就靠写信联系,写了五六封信,每次一来一回总得一二十天,但我又不敢打扰他,不敢分散他的精力。在信里,他说的除了对这场战争胜利的自信,就是鼓舞我的内容,看不到战场残酷的一面,也从不透露战友牺牲的消息。

但我是知道的,隔一会儿就听见有谁牺牲了,隔一会儿就有谁牺牲了,我总是提心吊胆。有一天,我竟然听到了鹿鸣坤战友一大队长牺牲的消息,我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他也是山东人,23岁。我也知道,他有一个相恋一年的对象,他一走,他的家人和对象该多痛心。

战场上没有欢庆,更拒绝悲伤。每当机务主任从塔台走到机场某架机组位置,默默地用手指飞机的盖布、工具包画一个圈,大家就明白,这架战机的主人回不来了。

正当我担心鹿鸣坤时,收到了他的来信,那是1951年12月。看得出来他写得很急,他说战斗任务越来越重,但他们的斗志依然不减。他还说我们要为实现诺言而努力,等到战争结束那天,我们再高兴地畅谈未来。

牺牲

突然,我们收到了师部回撤的指示。

说返回就返回,大家都很快打包收拾好。返回比去的时候省力,专列直达。我们乘坐的是旅客列车,人人都有座位,而且正常运行,不出三天,就回到了上海。

我们换了驻地,距离原来的虹桥机场还有些距离。我那时还想着,之前和鹿鸣坤约定过,等我们回上海后就在那个老高尔夫球场见面,看来要换地方了。

安顿好后,我一心等着鹿鸣坤撤回上海的消息,我和鹿鸣坤虽然得到正式批准,单位里的人也都知道我和他的感情,但总不好意思向人家问起他的情况。

休息时,我去了趟留守处,没有收到前线来的信,就找了个借口去看望战友,想打探点情况。

几句简单寒暄后,我们俩说着说着,她就说:“听说三大队……”突然感到失言,她没有往下说。我就马上紧张得不得了。我问她:“是不是鹿鸣坤怎么了?”

她马上把话咽下去说:“你看你还像个孩子,鹿鸣坤没死,你不相信,你回去就给他写信,他收到信了保管笑话你!”我们再没有多说什么了,但是我心里很不安,因为三大队一共就三个大队长,一大队长牺牲我是知道的,剩下的就是二大队长和鹿鸣坤。

回到宿舍,我立马给他写信。信里问他,前方仗打得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我很想他,等他一块回来看他妈妈。这个时候我已经预感到,鹿鸣坤可能牺牲了。

第二天,我要出去采购一些东西,这一天就觉得好累好疲惫,从营门口回宿舍也就十来分钟,但是觉得好远好漫长。走在路上时,碰到一个战友,我们就随便聊了起来,其实也是想向他打听些情况。

师部刚回上海,大家一开口就是关心前线怎么样。我问他:“这几天再没有牺牲的吧?”他脱口而出说:“听说又牺牲了一个大队长。”我问哪个团的几大队,他看我那么紧张,就不往下说了。

那一刻,我的心如刀绞,连续两个战友都这样说,很可能就是真的了。但我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爱人不可能在我一离开就牺牲。

回去以后,我把我的工作安排好,作为军人,这些起码还是要做完的。然后我就睡下了,晚饭我也不吃了,第二天我也不起来了,第三天也没起来。连着三天,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给他写的那封信,也一直没有发出去。我没想到他会牺牲的,真的没想过。

战后

刚开始,大家还想瞒着我,后来看实在瞒不住了,部队领导来找我正式谈话。只是听他说到鹿鸣坤牺牲了,其他的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我预计应该是在1951年年底,大概是在我们返回上海的途中牺牲了。

那段时间我始终摆脱不了痛苦,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机械式地工作上班,常常对着他送我的一支关勒铬金笔发楞、落泪。

部队领导把鹿鸣坤飞行图囊里我的小照和我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我,我常常对着这些东西啜泣,自己也胡思乱想:他还没展开新的生活,就孤孤单单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家人知道又该怎么样……每次一想就头痛得像裂开似的。

第一次见鹿鸣坤,我就把他当成心目中的英雄。往后越了解,越觉得他品德高尚,是个纯粹的人,他总是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战争结束,我也想不到,高尔夫球场的那场见面竟成我们的永别。

军人打仗,牺牲是很正常的,战友都劝我化悲伤为力量。领导从各方面考虑,看到我那个时候的状态,一再建议我休假几天,我就去了在上海的大姐家。

这次看到我,大姐很意外,发现我不仅瘦了很多,人也没了精神,她一问我怎么了,我就又哭开了。我们家家教很严格,不让我谈对象,大姐不知道我有男朋友。那一次我才哭着和她说了,她也边听边为我流眼泪。

这次我大概在大姐家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再也住不下去了,就回了部队,我想一个人静静待着。别人怎么能理解我内心的痛苦,我又怎么跟他们说?

时间过得很快,部队向文化进军。我们师部要成立一个文化补校,需要一些教员。部队领导本来就考虑要给我换个工作环境,让我心情好一点,加上我还上过高中,我便被调到文化补校。

但伤心总是难免的。在场院里,经常能看到身穿飞行服的人玩篮球、托排球,一色的身背图囊,一律的高筒大皮靴。看着他们,我总是能想起鹿鸣坤,想着要是没有这场战争,鹿鸣坤也会和他们一样,过上新的生活。

在战友面前,我极力掩盖自己的情绪,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要是碰到鹿鸣坤生前的战友,我也是避而远之,生怕一多聊就要流泪。

1954年,地方急需干部,要求身体好,基本条件不错的尽快转业到地方工作,我就转业到了华东统计局。工作一两个月后,大区一级机关撤销,让有条件考大学的学生考大学,我抓紧时间考大学,但是考理工科来不及了,当时我就想到了学新闻,写下我们那些抗美援朝的英雄故事。

全国当时设立新闻专业的只有两所大学,南方是复旦大学,北方是北京大学,幸好之前在补校时,打下了一些文化底子,我跟着学校里一位上海交大的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基础还算不错。我复习了整整两个月,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吃饭就在宿舍附近的小吃食店买着吃,后来终于顺利完成了考试。

八月放榜,我在报纸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名单里看到了我的名字:朱锦翔。这一刻我多想和人分享,可是心爱的人已经不在。

诺言

最后一次话别时,鹿鸣坤提出等抗美援朝回来后,一块到山东老家看看他妈妈。就这么一句话,一直在我心头装着。

那时我们年纪小,总觉得有过诺言就一定要履行。

大二的时候,我在哈尔滨日报实习,第一次到沈阳北陵的烈士陵园看望鹿鸣坤。当时,一个女同学陪我一块去,那天恰遇陵园关门不开放,见我在门口流泪,工作人员知道情况后,专门为我把门打开了。

这是第一次看鹿鸣坤的坟墓,还是很伤感的,难以形容的感情。

1958年毕业分配时,我成为了《兰州日报》一名记者,也成了家,后来又在兰州大学新闻系任教,直到退休。我一直想着去看鹿鸣坤的母亲,但中间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能成行。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退休后,我先去了北京和同学们一块编书。后来亲人和孩子们要我回上海,他们说把房子买好了,叫我回来看看。

2006年,回到上海,顿时觉得物是人非,特别是走到虹桥机场附近的时候,很伤感。我想我一定要实现我的诺言,便强烈地觉得我要去寻找鹿鸣坤的家属,虽然我明知道他妈妈不可能再活在世上。

朱锦翔在上海家中

我从上海出发,坐火车到了山东,他原来的住房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后来,我找到他姐姐的儿子和儿媳妇,他姐姐的儿子很像年轻时候的鹿鸣坤。其实他都40多岁了,鹿鸣坤牺牲时也才22岁,但是他们长得很像。

我看到他们生活得不好,内心很自责。我想,假如他舅舅在世的话,怎么也要培养他们,赞助他们读书,把他们送出去。鹿鸣坤绝对会做到,我也会做到。

朱锦翔再次前往她和鹿鸣坤恋爱地方

现在我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基本哪都不去了,这辈子估计是不会去沈阳再见鹿鸣坤了。

今年10月25号是抗美援朝第一次参战的纪念日子,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活动需要参加,等这些事了了以后,我就准备搬到老年公寓去。

提起这场战争,想起牺牲在战场的他,总是难免流泪,总是难免动情,虽然70年过去。我这辈子,幸福来得太晚,真的太晚了。

那个年代18岁的感情,好像始终在心里藏着,已经刻在了我心里。这是我人生最初的经历,最初的那份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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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南方+客户端(记者曹嫒嫒)

拍摄/摄影|吴明

剪辑|罗斌豪

实习生|龚菊 谭陆宇

编辑 | 卓佩仪校对 |牟元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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